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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与上海犹太难民
发布时间：2020/9/3 18:05:07
9月1日上午，由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主办的“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研讨会在沪举行。以下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上海犹太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健在研讨会上的演讲全文。
王健（二战期间的日本当局与上海犹太难民）：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本逐渐控制了上海。虽然从战争进程考虑，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没有完全进占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但整个上海处于日本军队的势力影响之下，特别是华界和公共租界的虹口和杨树浦遭到日本军队实际占领。与此同时，1933年1月上台的希特勒在1936年柏林奥运会后进一步加速了反犹排犹，特别是1938年11月水晶之夜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面临巨大威胁，他们不惜一切，择路而逃，而当时的开放港口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日本占领当局也面临了一个棘手的新问题，如何处理和应对“犹太难民问题”。
一、企图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和影响力为日本侵略政策服务
1904年，日俄爆发战争，由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疯狂迫害犹太人，引起了美国犹太人的强烈不满，美国犹太富商雅各布·希夫为日本提供了2000万美元贷款用于购买军火，使日本得以击败了俄国。于是，日本国内形成了一批所谓的“亲犹派”，他们认为到世界犹太人、特别是美国犹太人是一支有资金实力、有政治影响的力量。早在1931年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为缓和与英、美、法等在华有既得利益的西方国家及苏联之间的矛盾，日本“亲犹派”，如安江仙弘、犬冢惟重、鲇川义介等制定了 “河豚鱼计划”，希望采取扶植、亲善犹太人的政策，吸引世界犹太人移民东北，加快东北的开发进程，同时通过犹太人的影响力确保美国不对日本开战，以期达到取得侵华战争胜利的目的。河豚虽然是美食，但也含有剧毒，“河豚鱼”计划也旨在有限地利用犹太人的资金和影响，但同时也要防范他们。
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特别是从1938年8月起欧洲犹太难民大规模从海陆进入上海以后，如何处理“犹太难民问题”成为了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应对的一个议题。1938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大藏兼通商产业大臣召开“五相会议”，专门讨论对犹政策问题。在这次会议上，虽然五相之间在对犹政策上存在分歧，但基本上认可了“亲犹派”们的构想和努力。就在“五相会议”后不久，以安江等人为核心的“亲犹派”提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方案，使“河豚鱼计划”由众多“亲犹”措施的大杂烩，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计划。该方案长达90页，标题为“关于引进犹太资本的研究和分析”，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占领下的中国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居留地”，先安置3万名犹太难民，然后逐步扩大；建立这一“居留地”的费用由美国犹太财团提供，首先需要1亿美元的安置费；应大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宣传该计划，邀请世界各地犹太知名人士来访问“居留地”；通过建立该“居留地”吸引犹太资本，并改善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得到高层批准后，“亲犹派”们四出推销此方案，重点做上海、哈尔滨犹太人士的工作，还派人去美国游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当局对1938年开始涌入上海的犹太难民采取了默许态度。
二、开始限制犹太难民移入上海
这种默许态度，到1939年8月前后出现了变化。一方面由于所谓的引进犹太资本和人力的设想遭到了以美国犹太人为首的全球犹太人抵制，效果很不理想。另一方面，随着进入上海的犹太难民越来越多，到了1939年6月底，上海犹太难民人数已超过12000人，且大多居住在租金和生活费比较低廉的虹口地区，引起了当地住房租金日涨，商业竞争愈益激烈，而这个区域正是日本人聚居区，因此日侨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采取相应措施。于是，日本当局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特别是虹口地区开始实施限制措施，并派遣“犹太事务专家”海军大佐犬冢惟重到上海处理此事。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官方文件明确表示，必须保证日本人不受犹太移民的伤害。1939年7月16日，日本邮轮寿和丸号从欧洲返回日本途中在上海靠岸，有64名犹太难民移居虹口，日本当局当即宣布，今后将不再允许犹太难民到虹口居住。
1939年8月9日，日本政府发布了一项政策声明，限制欧洲犹太难民进一步向上海移民。在回答记者有关日方有何权利采取这一在苏州河以北区域限制居住政策时，发言人非常傲慢地回答道：“日本已军事占领并控制了部分公共租界，因此他们有权随时颁布相关法令。日方已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了德、意等国驻上海的领事机构。” 他进一步指出：“大量犹太难民的涌入将威胁到北苏州河区域的居民日常生活。不算收容所，居住在该地区的犹太人相当于居住在那日本人的十分之一，因而当局也非常担心两个外侨社团之间发生摩擦。”
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给上海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备忘录也明确表示：8月21日后抵达的犹太难民将不允许在虹口居住生活。日本当局本着人道主义精神，迄今为止没有对在日方占领土地上的犹太难民安置施加任何限制。但是，考虑到1937年淞沪会战对该地区损毁严重，导致房屋减少，因此日本当局决定减少进入上述地区的人流。同时，考虑到各有关方面的利益，在对未来安置更多移民作出可行性研究之前，将暂停新的犹太移民活动。备忘录要求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制作一份上海犹太难民名录，并上交日本当局。登记完成后，经日本占领当局审查后向登记人员颁发身份证。只有那些拥有身份证的犹太难民才允许在北苏州河地区经商。目前居住在虹口的犹太难民则必须在8月22日前向日本当局登记，否则将不允许其合法居住在那里。
在日本政府宣布限制犹太移民进入上海后，公共租界工部局于8月14日也通知所有领馆和有关船运公司，不再允许欧洲犹太难民进入公共租界，并将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其登陆。工部局官员表示，由于日方已禁止犹太难民进入北苏州河地区，因此他们将有可能被迫前往南苏州河地区居住，将使淞沪会战后就已人满为患的公共租界更加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在工部局做出限制来沪犹太难民决定后，法国总领事也发布法令，禁止更多犹太难民在法租界居住。也就是说在8月9日日本当局颁布禁令后，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国领事馆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欧洲犹太难民经海路避难上海基本被封死。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禁令颁布后，上海犹太难民焦虑不安，积极与上海各个统治当局秘密商谈，希望能改变相关规定。最终他们与公共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并于10月22日对外公布。新协议指出，工部局8月的禁令不适用于符合下述条件的犹太人，即拥有可支配资金不低于400美元，13岁以下儿童为100美元，并由船运公司或其他旅行代理公司确认购票者拥有这些资金；在上海有工作合同；在上海有婚姻对象。这些人可以由上海亲属通过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向工部局申请，并由工部局审核。这一新协议等于给犹太难民来上海重新来了一个小口子。但是网开一面，对符合资金条件和拥有工作、婚姻证明的犹太难民继续发放入境许可证。这样，就给欧洲犹太难民进入上海重新开了一道口子。但日本当局对此非常不满，并严格限制许可证的发放。1940年1月的日本在华外交官的信件显示，日本方面非常不满工部局擅自改变措施向难民发放入境许可证的做法，而日本方面迄今仅发放了25张许可证。
三、从“梅辛格计划”到“隔离区”建立：犹太难民的准敌侨身份
随着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相继对美英宣战，而日德关系在1940年9月日本加入轴心国联盟后日益紧密。在此背景下，日本当局在德国要求下进一步调整了对上海犹太难民，乃至上海犹太人的政策，加紧了对他们的迫害。
东京犹太社团拉比马文·托克耶在《河豚鱼计划》一书中曾根据他对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的口述采访，揭示了一个企图屠杀上海犹太难民的“梅辛格计划”。
他描述道：1942年7月，盖世太保东京负责人梅辛格搭乘潜艇由东京湾秘密抵达上海，找到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后开门见山地提出，现在上海有1.7万多名已决定脱离祖国的犹太人。他们是德国的敌人，也是你们——我们的盟友——潜在的敌人。为了我们联盟的共同利益，我们强烈感到必须在上海整个地根除犹太瘟疫。随后，便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即利用上海犹太人在1942年9月犹太新年合家团聚的机会，以突然袭击方式围捕所有在沪犹太人，接着要么将他们沉船海上，要么强迫他们去黄浦江上游废弃的盐矿做苦工劳累而死，或者考虑在崇明岛上建立集中营，用犹太人做医学试验致死。虽然这一梅辛格计划迄今尚未遭到档案资料予以确证，但从一些犹太社区领袖的反应看，当时至少可能有相关传闻或口头计划。因为上海犹太社团领袖亚伯拉罕、海亦姆等人听闻后立即召开会议，商议对策，并派了一位特使赶赴哈尔滨，会见了当地犹太社团主席考夫曼医生，并利用他与在东北日本当局的良好关系，通过在大连的“亲犹派”安江仙弘和松冈洋右等来争取上海犹太社团的生存权。负责援助上海犹太难民的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代表劳拉?马格利斯也回忆道：1942年，日本当局的反西方情绪明显高涨，从东京新来的宪兵军官每天光顾虹口地区。犬冢大佐已经离开了上海，取代他的实吉大佐对犹太人问题不像他那样感兴趣。某天，犹太社团领袖佩雷斯告诉我们日本人正在对犹太难民策划一场灾难性事件，将把难民装在船上驶到海上去沉掉，要我们想对策。我们从其他可靠来源也听到了同样的消息。
如果说“梅辛格计划”由于缺少文字材料还有扑朔迷离之处的话，犹太难民隔离区的建立原由和动因却由于1942年4月至1943年6月负责此项工作的日本海军大佐实吉日记的发现而越来越明晰。事实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它与全球犹太民族之间的关系。早在1942年1月，根据德国领事馆隔离犹太人，特别是犹太难民，并限制其在上海市区自由活动的要求，日本外务省指示上海日本当局加强对犹太难民的监管，并发出多份绝密文件，提出在虹口区建立一个犹太区。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东乡茂德给日本驻汪伪“大使”重光葵的信中就表示：“由于大东亚战争的爆发，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对犹太人的措施。”
1942年10月，日本外务省编制了一份《关于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的相关事宜（草案）》，决定对在华敌国籍人中应当处以拘留处分的人，将其集中关押在集中营。就在这份针对敌侨的草案编制后不到一个月，11月18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野征记给大东亚相青木一男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文中谈了对犹太人的措施，计划设立犹太隔离区，其主旨就是在虹口建立一个犹太区，使散居市区的犹太人集中居住到那里。先将2万德奥犹太人集中到那里，继而安置白俄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接纳以后，监视、管理、引导工作将作为军事职责。
从1943年1月29日开始，日本方面根据所谓在华敌国籍人集体生活规定，开始分阶段将英、美、荷、比利时、希腊等敌侨总计6708人赶入龙华、闸北、大西路、地丰路、哥伦比亚俱乐部、海防路、浦东和扬州八个集中营。半个月后，2月18日，上海地区日本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在上海报纸和电台发布了《关于无国籍难民之居住及营业之布告》。公告规定，在虹口的公共租界内兆丰路（今高阳路）、茂海路（今海门路）及邓脱路（今丹徒路）一线以东，杨树浦河（今杨树浦港）以西，东熙华德路（今东长治路）、茂海路及汇山路（今霍山路）一线以北，公共租界分界线以南，设立所谓的无国籍难民居住区。
虽然布告中未用“犹太人”、“隔离区”或“集中营”的字样，但与布告同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将“无国籍难民”一词定义为“1937年以来由德国（包括以前的奥地利和捷克）、匈牙利和以前波兰、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等国来上海避难至今无国籍者”，实际上指的就是欧洲犹太难民。1943年1月末，在杨树浦茂海路已设置了军队管辖的“上海无国籍难民处理事务所”，通过犹太人社团向个人发布搬迁命令。对象犹太人约1.6万人，包括已在指定地区内居住的7000人，在其他地区居住的有9000人，其中2500人居住在法租界。2月23日，主管搬迁事务的日本官员久保田在犹太俱乐部召集了上海犹太人开会，发出最后通牒，威胁犹太人如不与日本当局合作，就会受到严惩。
对于这一强制集中居住生活的命令，欧洲犹太难民表现出了强烈不满，指责这是日本追随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而采取的对犹太人的迫害措施，要求日本当局重新考虑，暂缓实施。但是，在日本当局的压力和逼迫下，大约有1.4万名犹太难民被强迫迁入隔离区生活。隔离区内居住条件很差，主要通道全部用栅栏、路障封闭，由日本宪兵把守。区内实施保甲制度，进出要凭通行证。事实上，除了仍然在指定地区内居住的犹太难民外，其余不少通过自己努力已经改变了生活状况，相当一部分住到了苏州河南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现在强迫他们集中居住到生活条件很差的虹口隔离区，并限制进出，无疑是一种迫害。特别是日本当局把犹太难民视同为敌侨，至少是准敌侨，采取了对待上海敌国侨民的类似政策和措施。如果不是欧洲战局最后发生有利于同盟国的转变，这些被限制在隔离区的犹太难民的命运实在令人堪忧。上海犹太人竭力抵抗迁入隔离区的一个原因，就是犹太难民担心日后会被一网打尽，被最后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