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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史料征集 还原真实历史
发布时间：2020/9/3 18:04:19
9月1日上午，由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和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主办的“上海犹太难民救助与世界反法西斯”研讨会在沪举行。以下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馆长陈俭在研讨会上的演讲全文。
陈俭：
在过去10几年的来访者接待和史料征集过程中，我们充分认识和思考那段历史，深化了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并通过不断调整纪念馆的展陈加以体现。在这次纪念馆的大规模建馆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世界各地前难民及其家属、后代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新馆在规模、展品、以及呈现方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我们认为，在二战时期，有约2万犹太人在上海度过了十余年的避难生活，深入研究这段历史，不仅可以厘清过往，更可以启示当下，对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和发展，反对和防范法西斯主义的再度兴起，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二战时期的犹太大屠杀及犹太人避难上海的历史事件，是一个世界性记忆话语。其中犹太人避难上海这一历史事件如何通过中国记忆实践得以全球化传播和接受，从而推动该历史记忆的世界化进程，并阐释此类记忆话语的人类共同价值，是我们纪念馆一直在努力的重要方向。
曾经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作为法西斯制度和战争的亲历者，给世界反法西斯研究提供的无数鲜活的第一手信息来源。西方学者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大概始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起步较晚，难民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去世，或者已经因为年龄太大无法进行国际旅行。但通过我们不懈的努力，有幸和他们中的一部分及其家人后代保持着多年的联系，收到他们捐赠的各种史料1000多件（组），其中犹太历史文化书籍8000多册，为深入研究反法西斯战争这段历史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这个近2万人的群体，即使在当时的上海也不算是一个庞大的族群，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的构成是极其复杂的。
虽然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和奥地利，但同时也包含了中欧和东欧几乎每个国家，因此他们的语言多种多样，职业五花八门，宗教信仰、政治诉求也不相同。在上海期间，他们以各自的祖国、语言、职业、以及宗教信仰为基础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组织、协会、委员会。我们收集和展示的史料中就有不少这些组织出具的各种文件和证明，比如保罗科莫尔为难民出具的身份证明等
其次，他们来上海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水晶之夜前抵达上海中的大部分犹太人是看到了当时在上海可能存在的商机，德国纳粹上台后他们开始受到反犹政策的歧视，选择来上海寻找新的机会;其次是感受到了纳粹反犹政策的歧视或者迫害，申请了美国移民需要等待签证配额的一类犹太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解释了战后为什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选择美国作为安置地。而从水晶之夜到1941年间，抵达上海的绝大部分则属于在最后一刻必须逃离欧洲保全性命的一类犹太人。
第三，他们抵达上海后的生活状况和境遇也有很大的差别。许多犹太难民在上海期间利用原有的工作技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比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医生、护士、会计、音乐人。但大部分人不得不从事和自己职业技能不相关的简单工作，勉强养家糊口。还有一部分难民因为年龄、语言能力和身体状况等原因，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这一部分就是那些长期住在难民中心，接受厨房基金救济的难民。
最后，他们在战后被安置的国家和战后的生活也非常不一样。大部分选择前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色列，还有部分选择了中南美洲的国家，包括巴西、智利、多米尼加，以及一些非洲国家，比如南非。很少一部分人选择回到欧洲原来的国家。他们中的不少家庭是先后辗转了几个国家才最终安顿下来的，这也给统计他们战后的去向带来很大的困难。
他们当中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犹太经学院的师生。数量最大的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密尔犹太经学院的师生。他们本来的计划是前往美国，但因为签证配额的问题无法成行，只好从立陶宛经过西伯利亚前往日本。1941年夏天，日本政府在准备发动对美战争时，把大量在日本的外国人遣送出境，1200多犹太人被遣送到上海，其中就包括密尔犹太经学院的400多人。他们在上海的6年多期间得到了犹太救济组织的特殊照顾，居住和学习的环境相对独立。他们在上海期间，印刷了大量的希伯来语经书，以便每一个学生都可以不间断他们的学习。当然， 除了密尔以为，还有Tomchei Tmimim Lubavitch (38人)，Chachmei Lublin 等犹太经学院的师生避难上海。他们在上海不但保全了生命，而且可以继续他们的经典学习。这些学生作为火种在上海被保全了下来，对战后犹太教和犹太文明在世界各地传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纪念馆收到一位当年密尔经学院学生（Gerson Yankelewitz）后代捐赠的经书，经书的扉页上用希伯来语印着“1945年,上海”。离开上海时，这位密尔经学院的年轻学生，随身带走的70本经书里大部分都是在上海印刷的。（当各个国家都在焚烧犹太经书的时候，上海却给他们印刷了这些希伯来经书。）战后他开始在纽约布鲁克林做拉比，并一直在经学院当教师讲授妥拉塔木德等犹太经典，直到104岁去世前几个月还在教书。不仅如此，他的7个子女也都投身于和犹太宗教以及犹太文化相关的职业中。他一直对子女和学生们说，在上海的6年时间是他一生中学习犹太经典的黄金时间。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群体，就是以犹太医生罗生特、傅莱、汉斯?米勒等为代表的犹太难民，在抗战和内战期间加入我们的新四军、八路军， 以自己的医学专业技能，救死扶伤，为反法西斯战争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充分展示了民族间的互帮互助，体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我们还收集到一位叫麦泽医生抗战期间加入中华民国陆军医学院，战后随医院迁来上海，加入JDC医疗部门并在虹口的难民医院当医生。 犹太医生Leo Eloesser 报名UNRRA来到延安的白求恩医院工作了四年，过着农民般的生活，向“赤脚医生”传授卫生、消毒和助产等知识。他在白求恩医学院期间，除了学会说中文之外，还用中文出版了一本农村助产士手册《怀孕、分娩和新生儿》。
正是由于上述种种不同，造成了他们对这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理解。纪念馆每年接待大量的中外游客， 其中包括不少当年避难上海的犹太难民本人、亲属以及后代。他们会从自身或者家人的经历出发讲述这段历史，角度不同，观点也会不一样。例如：日本政府对待犹太难民的态度和政策，犹太难民和中国邻居之间究竟有没有联系，等等。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西方的学者的不同观点和质疑，这种分歧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重视和起步太晚，以至于丧失了很多话语权。
这让我们觉得，把这段历史尽可能真实的呈现给观众，是我们纪念馆的重要工作。这次纪念馆大规模扩馆，史料类展品增加了几倍，就是为了让中外游客通过这些史料，对这一历史事件形成较为直观的理解和认识。
我们认为，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展示和传播，可以让更多的人从一个侧面了解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真实，从而对防止这类事情的再次发生起到积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