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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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教务杂志》来看基督教会与在沪犹太难民之间的交流
发布时间：2021/12/6 09:52:24 作者：陈宏洋
前言：
对二战期间在沪犹太难民的研究成果颇丰，其中不乏对犹太难民来沪原因和在沪所受援助的探究，然而关于教会在这场浩劫中所作贡献的研究则大多浅尝辄止。基督教会历来对犹太人持有宗教偏见，但随着纳粹反犹行动愈演愈烈，许多主教和教士站出来公开声援犹太人，欧洲多地的教堂也因此成为了隐藏和保护犹太人的有利场所。i由于来沪的德奥犹太难民有一部分是基督教（新教）以及天主教的信徒，他们来到上海并未同大部分犹太难民一样寄居在犹太社团设立的难民收容所，而是接受了一些在沪教会的帮助。上海的一些教会，是近代中国基督教界主办的青年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其活动内容主要不是宗教性的，参加者亦多非教徒。该会面向社会，为男女青年和成人开展文教、娱乐、体育和交谊活动。如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里的吴耀宗，沈体兰等都是非常出名的爱国爱教的典范。在普遍认知中，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一直都有冲突，然而在二战这个特殊的时间点，在上海这个特殊的城市，两个团体放下冲突、互相帮助、共渡难关。透过此文，我们可以了解到二战时期在上海，基督教徒对犹太人的看法以及帮助。
一、犹太人来上海的原因
1933年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利用国家机器对犹太人展开了有组织有计划分阶段的迫害。1935年纳粹德国颁布反犹法律《纽伦堡法案》。1938年“水晶之夜”事件爆发，德国法西斯掀起了残害犹太人的狂涛骇浪，犹太会堂被焚烧，犹太公民被迫害，犹太商店被打砸，犹太人被杀戮或被关入集中营。在这场反犹的狂欢中，犹太人的窗户被粉碎了，他们对自己作为“德国公民”的身份认同也冰消瓦解。虽然希特勒刚上台时就对犹太人进行经济迫害、大批的逮捕和袭击，但水晶之夜彻底激化了犹太民族与纳粹政府的矛盾，为生活在欧洲大陆的犹太人画上了一道时间与空间双重意义上的分水岭。他们开始了外逃。当然，也有不少犹太人认为这种状况不会持久，因此错过了最佳逃跑时机。1937年底，随着德国的状况日趋恶化、移民处境愈加水深火热，32国政府代表在罗斯福总统提议下于1938年夏天在埃维昂召开了一次会议，旨在促使国际上对德国犹太人负起责任。会议以失败告终，并产生了最坏的后果。纳粹分子幸灾乐祸地看到，民主国家同他们一样不喜欢犹太人，因此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推行排犹政策。ii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会议与会的32个国家中，只多米尼加一个国家表示愿意接受犹太难民。但随着二战的白热化，多米尼加只接纳了500名犹太人。
当时世界上几乎没有犹太人的容身之地，而上海是他们仅有的选项之一。上海在这一段时间里处于“门洞大开”的特殊开放状态，外国人从水路进入上海根本无须办理通常所需要的入境手续。1939年9月之前，外国人进入上海不但不需要签证，甚至也不需要经济担保，不需要预先找到工作和出具警方提供的品德证明。因此，上海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以自由进入的大都市。iii但犹太人依然需要一张供他们离开欧洲的签证，并凭此购买船票，登上离开欧洲的轮船。在这个节骨眼上，许多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领事官向这些犹太难民伸出了援手：如王替夫、何凤山这两位中国人，还有荷兰领事扬·兹瓦滕迪克和日本领事杉原千亩。他们的善行拯救了这些犹太人的生命，这些签证也因此被称之为生命签证。犹太人在水晶之夜之后就开始争先恐后地离开欧洲，当时HICEM这个犹太救济组织就通过与一些德国犹太救济组织的频繁联络，使他们注意到上海这个避难之所。而这一时期，一些教会也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帮助，德国一些基督教教友会组织了一批犹太人前往了英国伦敦避难。2iv还有一些在前往上海的游轮上就联系到了上海的基督教救济组织，让犹太人上岸后第一时间受到救助。
二、犹太人来到上海之前，教会所做的准备
在1938年水晶之夜爆发后就敏锐地嗅到政治风向的转变、逃难来到上海的德奥犹太难民大多经济困难。他们中许多都是当地的商界巨子，拥有资产千百万；到沪之后多数犹太社团有计划地安置犹太难民。犹太社团救济难民的相关信息可以参考潘光教授的《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这本书，本文主要介绍来华犹太难民在上海所受到基督教会的帮助。
中国境内基督教徒与犹太教徒的关系远谈不上剑拔弩张。虽然在一些基督教会杂志中依然对犹太人进行宗教上的抨击，但当难民真正临近上海时，这些基督教会也做好了准备。他们秉持着人道主义的精神，与各国基督教会共同成立了“上海欧洲难民基督教救济会”来接纳这些犹太人。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杂志于1939年5月刊发了一篇题为 “Jewish refugees”的报道。撰稿人在文中提到，过去一年中，在华基督教徒为数百万中国难民提供了救济，其中包括为儿童提供的特别救济。近几个月来，数千名来自德国的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总数超过8000人，预计到今年年底，这一数字可能会翻一番。许多不幸的人显然找不到另一个避风港；成千上万的人可能不得不在这里度过余生；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资源非常有限，和当地人的语言也并不相通。战火不断蔓延，关于战争的谣言接二连三，造成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而政府机构觉得他们需要把钱财用在军事设施上，无暇顾及这些难民。当时的群众认为教会能够做些什么来阻止仇恨的涌动，化解导致战争的矛盾。
援助欧洲难民会议记录
1939年6月27日上海教会大楼
1939年6月27日下午4点出席者：考伊博士美国社交堂（代表 贝克3）
圣约翰主教教堂：艾里
上海独立基督教会：豪斯先生
新天安堂：阿兰主教、
布莱克先生贫民医疗救济会：修曾格博士
欧美基督教青年会：辛内斯先生
公谊会：西尔柯克先生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博因顿主教、格里格小姐、麦克拉肯夫人，斯迈尔主教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穆森先生
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哈斯小姐
救世军：莫里斯
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奎姆比先生
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科莫尔先生v
以上是参与会议的全部名单，除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是由久居上海的各种国籍，各种信仰的知名人士，以及赛法迪犹太人社区组成。其他全是基督教的教会。这次会议的任务为，认定在沪外国教会组织以及中国基督教会对大量来沪欧洲移民需要承担的责任以及商讨履行这些责任的方法。这次会议中，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的科莫尔也表示从事这项救济工作的各委员会，非常欢迎教会合作组织一个教会用来辅助委员会工作，具体待商讨。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则报告已经接受了一批犹太难民在教会大楼已经被安排住了下来，接下来他们的任务则是使希伯来布道会成为一家传播福音的机构，他们已经建立起了四个中心，在公平路450号就有四个房间被用作英语课堂，在四川路、法租界、教会大楼都有他们的办事处。2000多个犹太难民参加过宗教活动，这里的宗教活动是指基督教。因来到上海的绝大多数德奥犹太难民是世俗犹太人，许多都摒弃了犹太教改信了新教。
基督教会对犹太难民的帮助政策跟别处上海犹太难民社区大多相同，来到上海两万多的犹太难民中约有1500名是非雅利安血统的基督教徒，按照纽伦堡法令规定，他们是犹太血统和部分犹太血统，这些难民同样得到了国际救济欧洲难民委员会，和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的悉心照料，并不因宗教信仰不同而区别对待。上海的一些新教也对这些犹太难民伸出了援助之手，采取的方式是让他们使用其产业且不收取租金，其中部分产业作为收容所之用，另外还提供了一些其他形式的帮助。天主教徒在援助方面却不怎么大方。该教的援助仅限于向少数相信天主教的难民提供住宿。vi这些教会的救济组织也在积极地与国外教会取得联系，争取获得更多的资金，同时也在上海各界募集资金寻求帮助用来安置更多即将来到上海的难民。
三、犹太人来到上海之后所受到教会方面的救助
上海教会组织众多，彼此之间虽然保持联系、互帮互助，但在难民营的管辖上较为独立，各有各的救助方式。接下来，笔者将通过各个难民营发生的事件来体现各个教会是怎样对难民提供帮助的，以及犹太人在基督教的帮助下怎样生活。
1、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
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为了帮助犹太难民寻求新的生活图景在协进会大楼设立了中英文补习班，以便犹太难民谋生。同时，协进会对来沪犹太难民中的医生进行了登记，帮他们介绍工作。1939年底这项新活动刚展开就注册了50多名犹太医生和三名护士，协进会也迅速帮其中20多位医生在浙江江苏等地的教会医院找到了工作。1941年，泉州社区在医院工作人员短缺的情况下，得到了来自维也纳的犹太难民Hirschl博士和夫人的帮助。他们两人很快就学会了英语，也学会了许多汉语短语。虽然流落异乡，但他们总是积极面对生活，很快得到了当地中国居民的青睐。赫施勒博士说：“身为一个犹太人种族的一员，这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他觉得中国人对他是欢迎的，不管是作为一个犹太人，还是作为奥地利人。两个不同的人在讨论赫施勒博士说：“当你记得赫施勒博士属于耶稣所属的种族时，你不觉得他离我特别近吗？vii通过犹太难民口述我们得知，中国人与犹太人和谐相处，相互帮助，以及犹太难民对中国人的感激，这是极为重要的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犹太难民在中国体验到了一种新的感觉，引用一位原避难上海犹太人Manfred Gabler的一句话，中国人对犹太人没有偏见！
2、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
另一个重要的青年活动和社会服务团体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民国26年（1937年）8月，该会与中华基督教女青年全国协会在喜爱咸斯路（今永嘉路）中西女中附小合办了一个难民收容所，又与圣约翰大学合办两个难民收容所。（绝大多数犹太难民来沪后居住在虹口专门为犹太人设立的八个难民救济站内，犹太人称之为“Heim”）圣约翰大学的收容所也接纳了部分犹太难民。1939年7月，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Educational Review4杂志转载了上海圣约翰学校妇女工业营难民的一封感谢信，信中得救的犹太妇女向收容所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她们写道：由于财产、家园被破坏，我们被迫来到了上海，旅途中经历了各种危险，非常庆幸有你们的美好祝愿和善良的帮助，我们三百多个妇女和儿童才免于流浪街头，没有被饿死。不仅如此我们中的一些不懂中文的还得到了教育，不能工作的人还能学习做一些买卖或者手工活，身体有病的还有医生照顾。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我们的感谢！这些犹太妇女和儿童非常幸运地在租界内的难民收容所。相比之下，当时虹口保受抗日战争之苦，难民救济站环境稍差。同时，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中还有几位干事在上海（耿丽淑 美）（吴耀宗）建立了另一个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主要工作是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面向全世界广泛争取道义和物资上的帮助，在1938年耿丽淑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秘书，负责在上海筹集与运送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还在上海宣传新四军的战士们正在前线英勇抗战！
3、天主教教会
在上海地方志宗教 救赈中只有一段是对天主教帮助难民的描写 1939年，大批欧洲犹太人为避法西斯迫害来沪，教会在虹口设犹太人难民所，为天主教徒提供住所，介绍工作，并设德语弥撒，1940年夏结束。
4、救世军 （Salvation Army Work in Shanghai ）5
在The Crusader, March！1940viii.中救世军发表了在1939年对难民帮助的表格，里面记载了1000多位中国难民还有83位欧洲难民（绝大多数为德奥犹太难民），里面记载了救世军难民的帮助比如向难民提供伙食，安排住所，提供衣物，安排免费膳食，免费热茶等等。
5、上海希伯来布道会（Shanghai Hebrew Mission）
这个组织是由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在上海所建立，基督教的报刊教务杂志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由来以及创办宗旨。在1934年的棕树节，犹太人Mr. J. Quimby开始在上海传教。同年复活节，经Mr. H. M. Griffin 和 Mr. F. J. T. Savage的共同努力，上海的犹太传教士在江西路建立了第一个基督教聚会场所。后来，在上海希伯来使团的合作下，Quimby在四川路和苏州路的拐角处开设了一个使团大厅。1938年，大批犹太难民开始涌入，布道会开设了两个收容所，为犹太难民提供食物、住所和照顾，直到他们能够找到工作并自立。接着布道会也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教育工作。上海希伯来使团很快意识到，如果他们要帮助这些犹太人，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应该熟悉上海本地的通用语言，因此为大量犹太人提供了英语和汉语免费课程。由于中国基督教委员会官员的善意，这项工作地点被安排在了教会大楼的部分会议室内开展。特派团工作人员组织的个别课程也在中国其他地区举行。所有这些工作都伴随着教学英语圣经中的课程一同开展。一所犹太儿童学校在其中一个难民家庭开办，教授文法学校和高中课程。满足这些贫困犹太难民需求的第三种方式是开设诊所。在与其他现有医疗机构协商以救济犹太难民后，上海希伯来使团于每天上午9点至12点（周六和周日除外）在使团大楼409室开设了一家免费诊所，有一名基督教医生和护士在场。该诊所由来自上海主要基督教医生的咨询专家组成。它还与上海总医院合作，为贫困的犹太难民提供两张病床，并隶属于上海的移民医院和隔离医院。当然，上海希伯来传教中心的主要活动是宣传福音。这是上海希伯来使团的最终目标。这个组织早期工作借助上海基督教广播协会时不时地给布道会一个小时，让基督教广播电台的公众了解这次任务的目的，并努力利用这个机会，帮助布道会传播福音。最后，使团清楚地认识到，布道会的工作必须使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基督徒同胞了解在以色列的今天上帝给我们的巨大机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上海希伯来使团季报》于1940年4月首次出版，随着这一期的发行，第一年也随之结束。上海希伯来使团在这项工作中得到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大量虔诚基督教工作者的祈祷和财政支持：他们为特派团的各种活动捐款数千美元，作为多方面的资金，特派团继续增加将资金用于基督教（传播基督教，用于宗教活动等等）用途。ix其中一位避难上海的犹太医生在维也纳读书时皈依基督教，之后加入了上海希伯来布道会，在基督教会的帮助下在南京从事医务工作。他的父母也在他的带领下积极地参加上海基督教会的活动。
上海希伯来布道会称自己的工作非常认真，但研究这段历史的犹太学者戴维·克兰茨勒在《上海犹太难民社区》中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克兰茨勒认为上海希伯来布道会执行了一种精心制定的计划，在犹太难民中物色有可能皈依基督教的犹太教徒。例如，给各所犹太难民医院的病人赠送水果时，用印有福音书或基督教其他经文的纸张进行包裹，或是耶稣圣诞节期间，向贫穷的难民儿童赠送巧克力和玩具。这些东西使正统派犹太人非常恼火。这个布道会还夸口说，那些原先接受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救济而这时救济中断的难民，已被该会引诱了过去。这也许是指，在珍珠港事件后，收容所（犹太社区）不再为想住在收容所外的犹太人免费提供伙食的事x。《上海犹太难民社区》里面也是只简单解释说，布道会开设了一家小小的收容所，以及 “保罗学校”（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600余册上海希伯来布道会的书籍可能来源于此学校）。
考虑到戴维·克兰茨勒是个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可能会与信仰基督教的犹太人有一定的意见偏差，也有可能是戴维博士在征集史料时采访了大量原犹太难民，大部分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会对这些他们心中的异教徒褒贬不一。而且作者并未提及教会大楼的诊所（因教会大楼是基督教的总部，所以大量的犹太病人可能与之没有接触，而是选择一些虹口犹太医院）。
结束语：
我们通过克兰茨勒的描写，以及布道会的陈述来看基督徒和犹太人，基督教和犹太教之间的鸿沟。基督徒与犹太人的矛盾已经持续了一千多年，相互之间的歧视根深蒂固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虽然教会所帮助的绝大多数是信基督教的犹太人，但它同时也想影响着那些信仰犹太教的犹太人，在特殊情况下，两大宗教放缓之间的矛盾，共同秉持着他们各自的理念对难民进行帮助，但是他们之间还是保留着对彼此的偏见，基督徒还是会认为，犹太人是卑鄙的，狡猾的，犹太人还是会觉得这些基督徒富有心机，想要让他们背弃自己的信仰。
在莎士比亚的著作《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可以直面财产被剥夺的恐惧，但是在安东尼奥改变宗教信仰后却使他崩溃，这一情节着实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作为莎士比亚笔下贪婪、自私、唯利是图的吝啬鬼，没有什么比剥夺财富更让人无法接受了。书中有这么一段，夏洛克宣称：“我宁愿把我女儿许配给车夫，也不愿把她嫁给基督徒。”显而易见，这一裁决揭示了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威尼斯法律只保障基督徒的权利，而异教徒则总是遭受歧视。这种现象也可以从鲍西亚引用的威尼斯法律中看出。任何试图迫害基督徒的异教徒都是社会的黑暗存在，必须受到惩罚。
通过比较之前与现在基督徒与犹太人的相处方式以及这些基督教教会的资料来看，传教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但是他们也是秉持着人道主义精神一直在做着帮助难民的事情，在二战中犹太难民受到了迫害，大大加强了一些宗教，民族之间的和谐，在限定居住区的互相争执也是在没有受到生命危险的前提下进行，这些难民在上海还有能力坚持自己的信仰，无疑是体现上海接纳了他们，救助了他们，保护了他们。本文绝大部分史料都来自《教务杂志》。但是这本介绍基督教在中国的经历只出版到1941年，有想过从别的基督教的报刊杂志入手，但大多数，已经完全找不到。这一时期下基督徒与犹太人的相处方式是前所未有的。
1941年，在沪犹太难民的处境还是和初到这座城市时一样窘迫。他们身无分文，就业困难，得不到充分的救济，甚至还在限定居住区内失去了自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们在上海的避难史似乎都不堪回首。不过相比于那些没有逃出欧洲的犹太人，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至少活了下来、见证了战争的胜利。本文展示了基督教与犹太教这两个原本水火不容的宗教在这场人类史上罕见的迫害中如何求同存异，回归对人性的关怀，而非囿于对抽象的宗教教义的解读。
1.《教务杂志》为美国教会在华出版的英文杂志。月刊1867创刊1941年12月停刊。主要是美国基督教在华各差会互通情况，讨论教务和对中国政局发表意见的工具。
2.英国贵格会与犹太救济团体互相合作，拯救在德奥的犹太难民。
3. J·K·Baker，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干事，在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美国红十字会驻华办事处、美国社交堂（上海）等机构均有任职。
4.《教务杂志》
5.“救世军”并不是军队是一个基督教的国际公益慈善团体，其组织架构和行政方针都是军事化。
i.潘光． 《来华犹太难民资料档案精编》第四卷 ［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ii.戴维·克兰茨勒 许步曾译. ［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1:3
iii.潘光. 《来华犹太难民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15
iv.TAUSIG F． Shanghai Passage · Emigration ins Ghetto ［M］ Milena Verlag，2007：47~62
v.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文俊熊译. 中外慈善团体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史料（三）民国档案. 2000,(02)
vi.戴维·克兰茨勒 许步曾译. ［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1:290
vii.美国教会.《教务杂志》［N］1941：335
viii.美国教会.《教务杂志》［N］1939：337
ix.美国教会.《教务杂志》［N］1941：208 April
x.戴维·克兰茨勒 许步曾译. ［C］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1991:290~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