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动态
最新动态
三城故事：柏林—上海—墨尔本
发布时间：2011/10/10 14:14:02
今年年初，由原上海犹太难民弗雷德·安特曼（Fred?Antman）先生所著的自传《三城故事：柏林-上海-墨尔本》在澳大利亚正式出版了。带着这本新书，安特曼夫妇在今年先后两次（7月20日和9月20日）重返上海，到访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并与陈俭馆长分享了他们的人生故事。
三城故事：柏林—上海—墨尔本
1930年2月13日，弗雷德·安特曼（Fred Antman）在德国柏林出生了。作为一个犹太人，在那个时代生在德国，就注定了他的一生将跌宕起伏。因为母亲的果敢抉择，他的人生才获得了从苦难中解脱的机会。弗雷德通过自传《三城记》回忆了他与家人逃离柏林、避难上海，而后定居澳大利亚墨尔本并成功打造时尚女装王国的故事。当被问到为什么会写这本书时，已年过八旬的弗雷德说：“我想给我的后代留下点什么。这本书将成为我留给他们的最珍贵的遗产。”柏林：走还是不走，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决定。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袭击了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人，烧毁了犹太会堂，砸碎了犹太人的商店，夺走了他们的财产。这一天，遍地是碎玻璃，故被称为“碎玻璃之夜”或“水晶之夜”。“水晶之夜”事件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的屠杀的开始。弗雷德在自传中回忆道，他的父亲萨缪尔·安特曼（Samuel Antman）在“水晶之夜”之前10多天，大约是1938年10月27日至29日之间的一个清晨就已经被纳粹抓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弗雷德的母亲欧娜·安特曼（Erna Antman）十分震惊。此后，欧娜要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独自经营一家有十多人的裁缝店，而且，很有可能她今后都无法再与丈夫相见。弗雷德说，他的母亲欧娜是一个文静的女性，家里有什么事情都是由他的父亲说了算。欧娜从不多言。但是这次，当“一家之主”萨缪尔被纳粹抓走后，欧娜的果敢和镇定便显现了出来。她强烈地感觉到，德国充满着纳粹的疯狂和暴力，这里对犹太人而言，是不会有什么希望了。于是，她赶紧到旅行社去打听，最快能有什么地方可去。得到的回答是：世界上只有两个地方无需签证即可前往，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拉巴斯，另一个是中国的上海。欧娜紧接着又问，接下来离开德国的船什么时候出发。旅行社的人告诉她，1939年3月25日有一艘意大利Conte Biancamano号轮船将从热那亚开往上海。于是，欧娜毫不犹豫地预订了这艘船所剩下的最后四张票。萨缪尔被捕后，他在波兰的家人通过贿赂纳粹看守而把他解救到了他们居住的城市克拉科夫。欧娜闻讯后给萨缪尔打了电话，也告诉了他自己打算尽快离开德国的计划。萨缪尔听后，怒不可遏，在电话中就发起火来。他坚决反对欧娜的计划，并让她放下柏林的一切，带着孩子到波兰与他团聚。他说，那边的生活很好很平静。然而，欧娜没有听他的，生平第一次强硬了一回。她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和勇气，她告诉自己的丈夫，她不会去波兰，她将撇下他带着孩子一起乘船到中国去。欧娜的这番话让萨缪尔猛然间意识到，她是认真的，而且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德国，越远越好。之后，萨缪尔又打了很多电话，希望说服欧娜到克拉科夫去，但是她不为所动。随后，欧娜开始把计划付诸实施了。她首先解散了裁缝店所有的员工，付给他们应得的报酬，还送了一些缝纫机器给他们。纳粹当局规定，任何犹太人都不得出售他们的资产，尤其是当他们准备离开德国的时候。然后，欧娜销毁了大部分的往来信函和文件，以免被纳粹当局从中查出什么而节外生枝，影响启程。然而，为了离开德国，有的文件必须得有萨缪尔的签字才行。所以，欧娜就一趟趟地赶到德国波兰边境去与萨缪尔会面，并让他在相关文件上签字。最终，德国当局给萨缪尔签发了一份24小时的过境签证，允许他于1939年3月23日返回柏林，但前提是他将与家人一道于次日离开德国。于是，他们一家人一起到了热那亚。一如欧娜最初的计划那样，1939年3月25日，萨缪尔一家四口人从热那亚乘上轮船前往上海。弗雷德说，他们幸运地逃离了，但是外公却成了他们最大的牵挂，他的外婆、爷爷奶奶在此之前已经过世了。从柏林乘火车到热那亚时，他的外公罗伯特·沃格尔到火车站送行。罗伯特流着泪亲吻了两个外孙。火车开动了，罗伯特看着外公渐渐消失的孤独的身影，眼泪夺眶而出。那个情景从此深深地印在了弗雷德的脑海中。1941年9月19日，77岁的罗伯特被关进了集中营。1945年5月5日，81岁的罗伯特在二战结束前夕被纳粹迫害致死。弗雷德在书中写道，他们家族有92人在二战时被纳粹杀害了。那个时候，对于弗雷德一家人而言，对于当时欧洲的犹太人而言，走还是不走，真的是一个性命攸关的决定。选择远走高飞的人，不一定很富有，但一定是充满了智慧和勇气。?上海：战火中的诺亚方舟?初到上海，从码头到难民接待站沿途的景象让弗雷德颇为震惊：这里因战争而满目疮痍。伤痕累累的无家可归者倒在地上，奄奄一息。房屋也遭到了严重的毁坏。抵达难民接待站时，他感到那栋房子也是摇摇欲坠。战争对上海造成的损毁令弗雷德心都凉了，他们一家甚至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是否明智。然而，他们很快便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并爱上了这座东方都市。萨缪尔和欧娜开了一家裁缝店，生意很好，一家人的生计不用愁了。后来，萨缪尔还受邀成为了摩西会堂的领唱。弗雷德的哥哥大卫·安特曼（也称比利）则是沪上一家颇受欢迎的夜总会的手风琴伴奏，并被媒体誉为“神童”。“当父亲和哥哥为一家人生计忙碌的时候，可怜的小小的我不得不去上学。”弗雷德当时就读于上海犹太学校，课余酷爱踢球，是学校足球队队长。1943年，弗雷德在上海邂逅了同样是从柏林逃亡至上海避难的伊娃。在《三城记》中，弗雷德专门写了一章《浪漫故事》来讲述他和伊娃在上海相识、相知、相恋的浪漫往事。弗雷德常常邀请伊娃去看自己踢球。之后，他会送伊娃回家。一路上，两人有说有笑，彼此都很有好感。当更熟悉之后，他们就相约一起去看电影了。弗雷德在书中写道，“在看电影的时候，我们紧握着彼此的手。为此我的心怦怦直跳！”那是一段美好而难忘的时光。弗雷德说，伊娃是一个生性快乐的人，总是面带微笑。他们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伊娃也经常与他分享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关于“聪明猫妈妈”的故事特别有意思。那时的上海常常“发大水”。有时候，伊娃一觉醒来，发现水都漫进屋子里了。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伊娃都会很害怕。但是，有一次，她却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伊娃家养了一只猫，生了一窝小猫。那次发大水，伊娃发现猫妈妈把小猫宝宝全都放进了主人的鞋子里，水涨起来了，鞋子也浮了起来，小猫都安然无恙。在危难关头，猫妈妈急中生智之举令伊娃从此对上海“发大水”的记忆都变得无比温馨。但是，弗雷德在书中写到，残酷的现实也留给伊娃很多惊恐的记忆。上学路上，她不得不经过一个火葬场，那些都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人。那个地方散发出来的气味甚至几英里之外都能闻到。这一痛苦的记忆，成为伊娃终身挥之不去的梦魇。然而，日本人带给伊娃的恐惧还不止这些。她清楚地记得，日本人还会把看不顺眼的犹太人抓紧监狱。进去的人往往有去无回。所以，她时常被要求在遇到日本人在周围巡逻时要坐（站）得直直的。在担惊受怕的日子里，犹太难民们的中国邻居使他们体会到了生活的温馨与感动。回忆起在上海生活的岁月，弗雷德在书中写道：“我们的生活虽然艰难，但还可以忍受。比起远在欧洲的家人，我们在这里要好得多。感谢上帝！我们大部分人都幸存下来了。为此，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在那段黑暗的岁月，在他们自身也遭遇战争苦难的情况下，他们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共患难、同甘苦。相同的战争苦难把中国人民和欧洲犹太难民的心连在了一起，我们和谐相处，相互温暖彼此的心。我们所有从虹口隔离区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将永远感激中国人民平等待我之情。战争时期共同生活的经历，使得中犹人民之间产生了互相关爱、相互尊重的感情。我们的友谊将坚如磐石！”
墨尔本：开始新生活
1946年6月20日，弗雷德不得不和伊娃“分手”。这一天，弗雷德一家将乘船经香港前往澳大利亚定居。而伊娃的父母当时正在为到美国与亲人团聚作准备。弗雷德和伊娃痛苦极了，他们担心彼此再也不会见面了。
在香港停留了四个多月后，弗雷德一家于1946年11月20日乘船抵达了悉尼。在当地犹太社团和弗雷德的叔叔卡尔·安特曼的帮助下，他们一家最终在墨尔本安顿了下来。
从小雇员到独立经营女装工厂并大规模生产，再到后来创立“墨尔本安特曼”（Antman?of?Melbourne）女装品牌，安特曼家族凭着在苦难中历练出来的“刚强、勤俭、创造、开拓”的特质，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华丽转身、成功创业。“墨尔本安特曼”成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时尚女装品牌之一，在澳大利亚132家最知名的大商场及精品店销售。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量进口服装的冲击下，安特曼家族开始把生产转移到香港、伦敦等地。“墨尔本安特曼”至今仍是澳大利亚时装行业翘楚。
墨尔本见证了安特曼家族事业的成功，也见证了弗雷德和伊娃的幸福婚姻。在《历久弥坚的爱》这一章中，弗雷德回顾了1947年伊娃一家从上海到墨尔本的情形。1953年，两人终于结束了爱情马拉松，在托拉克犹太会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历经战争劫难的弗雷德和伊娃，从此开始了新生活。
除了《三城记》，原上海犹太难民所著的自传或回忆录还有索妮娅的《生于上海》、杰瑞·林登斯特劳斯的《一次难以置信的旅程：从东普鲁士到哥伦比亚、上海再到纽约》、贝蒂·格雷本斯科夫的《我的名字曾经叫莎拉》、艾芙琳·派克·鲁宾的《上海隔都》、埃利斯·雅各布的《成长于上海》等等。这些书都是他们在七八十岁的时候写成的，凝聚了毕生的思考和感情。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写书，不为世俗名利，只想留下人生的经验和对生命的感悟。（廖光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