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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展览｜贝蒂一家的救命船票
发布时间：2021/4/15 16:26:14
这张船票是纪念馆的一级文物，是一张救命船票，承载着贝蒂一家逃离纳粹魔掌的记忆。船票详细记载着贝蒂一家四口的姓名、个人信息、护照信息、购买的舱位和航程信息。1939年，贝蒂一家凭借这张船票，辗转来到上海。
贝蒂一家是住在德国柏林的犹太人。纳粹德国在开展对犹太人的大规模迫害前，就已掌握了较完整的人口调查资料。1938年夏天，纳粹要求所有犹太女性的中间名改为“莎拉”，男性的中间名改为“以色列”。这使犹太人易于被纳粹识别，并避免有“漏网之鱼”。因此，贝蒂原本的中间名Margot被迫换掉，从曾外祖母Bettina那里继承的名字Betty也不能再使用，官方登记的名字变成Ilse Sara Kohn。此时，对纳粹来说，排犹行动已经“万事具备”，接下来就是简单的“按册点名”。
贝蒂晚年出版的回忆录
Once My Name Was Sara
在这紧张的形势下，犹太组织的领袖劝说犹太人尽快离开德国，或者至少把孩子送出德国。贝蒂的一位表兄Heinz通过“回归”计划（Aliyah）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贝蒂和姐姐Edith本来也可能通过这个计划前往巴勒斯坦，但是母亲Olga不愿意家庭分离，她担心今后再也看不到自己的孩子，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
欧洲已经不是安全之地，贝蒂的父亲捕捉到危险的气息，积极谋划离开德国的办法。由于父亲出生在捷克斯洛伐克，持有的是临时居留护照（Fremdenpass），全家无法移民美国。某段时间，移民南美洲成为一个可能的选择，于是父母给贝蒂和姐姐请了西班牙语家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签证申请并没有被批准，全家的南美梦破灭，西班牙语家教又被英语家教所取代，因为英语更通用。随着越来越多的签证申请碰壁，父亲终于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只有上海——一个不需要签证、宣誓书或担保书的地方。
此刻，前往上海的船票已一票难求，父亲去问日本邮船公司，得到的答复是：从意大利到上海的船票几个月前就定光了！好在父亲没有放弃，在请邮船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过目申请文件时，借机塞入了500马克。几天后，父亲成功地购买到日本邮船公司的船票，是鹿岛丸号（Kashima Maru）的两间头等舱包房。前往上海的邮船，于1939年5月21日从意大利那不勒斯港口起航。
贝蒂一家在来沪船上合影
这张几经辛苦得来的船票，花了贝蒂一家2844马克，成人票价是79英镑，贝蒂和她姐姐是半价票，汇率为1英镑兑换12马克。除了船票费用，贝蒂父亲还在船上预存了200马克现金，由于纳粹政府规定，每个犹太家庭随身携带的现金不能超过10马克，于是在船上预存现金成了犹太人应对纳粹掠夺政策的办法。凭着预存的钱，犹太人可以在船上的商店购买香烟、照相机等奢侈物品，之后再折价卖出，套取现金。还有的原先购买高级舱位的船票，到了船上再换成低级舱位的票，变现其中的差额。就这样，聪明的犹太人为自己未来的生存备下了一点微薄的积蓄。但经过漫长的航行旅途，更多的人到达上海时已经身无分文。
一等舱的服务精致周到，贝蒂和姐姐在船上度过了轻松快乐的旅程。然而，贝蒂的父母和其他大人却对未来忧心忡忡。少时的贝蒂并不知道，当他们坐火车离开柏林时，父亲的口袋里还揣着纳粹的“约谈”通知，让他于5月19日到盖世太保在柏林的总部报到。父亲后来回忆说，直到坐上邮船驶离欧洲的那一刻，他才安下心来，确定成功逃离。可在陌生的上海，如何立命安身，一切仍是未知之数……
